2024年夏日的阳光透过河南开封军休所的树梢洒落一地，如同星星点点的记忆。《彷徨》杂志社原工作人员戴乐天老人像往常一样在院里小跑，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常。

但当这位96岁的老人在摄像机镜头前打开一本泛黄的书籍，拿出一张叠得十分整齐的图纸时，我仿佛听见了历史深处传来的隆隆炮声，更仿佛听到70多年前那些年轻心脏在黑暗中、牢笼里怦然跳动的声音。

这是一张1948年的战局态势图。“乖乖，这个形势多好啊！”老人突然用浓重的川音复述当年的惊叹，松弛的面部肌肉因激动而抽搐。这个细节让我浑身战栗——70多年过去了，这张图纸仍深深烙在他的记忆里，就像《挺进报》特支代理书记陈然批评他“收起来收起来”时那种混合着后怕与敬佩的复杂表情，永远凝固在时光中。

“他们说外面抓到一个地下党，叫啥啊？陈然。我惊了一跳，心里非常难受。”老人清晰地回忆道。那一瞬间让我懂得，革命者的情谊是嵌在骨头里的。

接到创作任务的一段时间里，我和创作团队先后走访拍摄了红岩革命纪念馆、蒋家院子（红炉厂秘密囚室）、渣滓洞等涉及红岩故事的地方。通过专访史实专家、文学教授，我们真实地再现了红岩英烈在铁窗里的那段“诗歌”与血色“浪漫”。

在蒋家院子（红炉厂秘密囚室）拍摄

在重庆野猫溪寻访《挺进报》旧址时，长江的浊浪拍打着锈蚀的堤岸。二楼那间伪装成修配车间的印刷室，恍惚间竟听见油墨滚筒的吱呀声。“1948年4月22日，陈然就是在这里打包最后一期报纸时被捕的。”史料记载，他当时穿的是靛蓝布长衫，而特务的回忆录里却强调他“娴静得像个大姑娘”。这种形象的反差形成奇妙的张力：一个文弱书生如何在敌人面前变成钢铁战士？

在遂宁档案馆，蔡梦慰的250行长诗《黑牢诗篇》如绽放的血花，格外耀眼。“用刺刀来切剖胸腹吧/挖得出的——/也只有又热又红的心肝！”我难以想象，一个肺病缠身的诗人如何蜷缩在霉烂的稻草堆里，就着铁窗透入的微光，用骨折的手指拽着铅笔头写作。那些被香火烧灼过的脊背，是否在深夜的牢房里发出了磷火般的微光？

渣滓洞监狱脱险后唯一健在的99岁老人杨俊生讲述江姐（江竹筠）受刑时，突然用枯瘦的手在空中划出抛物线的情景：“竹签子打进去啊！他们说的十指连心……那只悬在空中的手，成了我心中最痛的定格画面。”

本文作者（中）与本片总导演唐明兵（右）、江竹筠扮演者刘颜（左）讨论

拍摄刘国鋕的五哥刘国錤专程回到重庆拜会特务徐远举的情景再现时，我们将地点选在安居古城古县衙的一间小房间里，我扮演刘国錤。此刻，我切身感受到那种亲人身陷囹圄，而向敌人弯腰求情的苦痛与无奈。当饰演刘国鋕的演员在另外搭建的实景再现中念出“我死了有党，等于没死。我如出卖组织，活着又有什么意义”时，我想起徐远举的困惑：为什么这些富家子弟、知识分子，宁愿选择血肉模糊也不签一纸悔过书？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直面敌人而发出的铿锵“自白”！

刘国錤向徐远举求情的场景再现

与刘国鋕名字仅一字之差的是时任中共重庆市工委书记的叛徒刘国定。刘国定等叛徒的《悔过书》与刘国鋕在就义前留下的《就义诗》，这种背叛与坚守的强烈对比，最终化作朝天门码头那组空镜——浑浊的嘉陵江与清澈的长江在此交汇，却始终泾渭分明。

初秋10月，片子进入后期剪辑阶段。深夜，我常把致敬陈然崇高革命气节的《我的“自白”书》与蔡梦慰的《黑牢诗篇》交替播放。前者斩钉截铁如金石坠地，后者低沉婉转如大提琴呜咽，两个不同的频率却共振出相同的韵律。这或许就是“铁窗诗社”的真谛：镣铐锁得住肉身，却让精神在碰撞中迸溅出更耀眼的火花。

在重庆渣滓洞监狱拍摄

《铁窗诗社》纪录片共三集，时长达九十分钟。在创作过程中，我始终在铁窗与诗行间去努力寻找那盏红岩英烈为了革命胜利、为了光明而永不泯灭的心灯。这些，最终凝结成片尾那句话：“黑牢里的诗人们，又将绽放出一朵怎样的心花？”在无数个创作的深夜，我们早已得到答案——那些心花就开在祖国各地的每个角落里，开在戴乐天和杨俊生泪光闪烁的回忆里，开在观众突然紧握的拳头里，更开在学生们偶然读到《我的“自白”书》时，心头那阵莫名的震撼里。

文/纪录片《铁窗诗社》第二集《自白》撰稿 吕国君

编辑 秦琬淇

审校 蒋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