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治理“高额彩礼”，这是2019年以来第6次剑指“高额彩礼”。2024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彩礼新规，抵制高额彩礼，倡导文明婚俗。

国家连续重拳整治的背后，折射出彩礼异化已非家事小事，实为影响社会风气的大事、树文明乡风的大事。

中国是礼仪之邦，凡事都离不开一个“礼”字，婚姻概莫能外。彩礼由古代婚姻习俗“六礼”中的“纳征”演化而来。《礼记·昏义》孔颖达疏曰：“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昏成。”“纳征”象征着婚姻的正式确立，是男女双方订婚与结婚时由男方付给女方作为婚姻关系成立条件的财物。

作为婚俗“六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礼法对纳征均有所规定。彩礼从西周开始即以国家法的制度而存在，至唐朝对彩礼的规定已相当完备。宋元以来，为防止日后纠纷，聘财的细目往往列入婚书。

先秦时期，彩礼多以实物为主，如玄束帛、俪皮、大雁等，价值适中，重在寓意。《诗经》中常见的彩礼是鹿皮、桃和花椒，寓意美好祝愿。

到了汉代，彩礼的内容逐渐丰富，不仅送实物，还开始送钱。彩礼种类合计有30多种，但仍以象征意义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期，彩礼基本恢复了先秦的古制，主要是玉、皮、羊、酒和各种布料。唐代因经济发展，物资丰富，婚嫁开始注重资财，彩礼逐渐加重。宋代时，彩礼包括茶果酒饼、金银首饰等，结婚送“三金”之风兴起。明清时期，用珍宝、衣饰和大量现金作为彩礼已成为常态。

彩礼，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符号，承载着婚姻礼仪的深厚内涵。其核心特征是仪式性和象征性，体现对婚姻的重视、期盼与祝福。

受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历史上也出现过“高额彩礼”。如汉朝官员娶妻，最低的彩礼数目是两三万钱，相当于一位刺史一年的俸禄。连平民百姓娶妻也达到了一万钱，“高额彩礼”也由此而来。唐代盛行婚姻论财的观念，奢靡攀比之风渐起。唐高宗下诏明令限定彩礼数额：“天下嫁女受财，三品以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等。

然而，在传统文化模式中，彩礼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地方规范的限制，要求什么、如何提出要求、如何支付等都有着严格的规则，而且传统的通婚一般限制在通婚圈这样一个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中。虽然彩礼内容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化，但其核心意义始终未变，内容和形式都保持着长期的稳定性。对应“高额彩礼”的是厚嫁之风，所以古代婚姻才那么强调门当户对。

近年来，彩礼在一些地方逐渐“变味”，从“礼”异化成了“财”。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高额彩礼”再次成为热议话题。全国人大代表陈影表示，在皖北不少地区的彩礼普遍在10万元以上，加上“三金”等费用，累计近20万元。学者马广军提到，不少农村家庭为了娶媳妇举债，在西部一些地区的彩礼动辄二三十万元还要叠加县城房产……昔日“执雁为礼”的庄重仪式，异化为赤裸裸的金钱交易。

“高额彩礼”不仅扭曲了婚姻的本质，还加剧了社会问题，导致有的家庭“因婚返贫”，甚至滋生了婚骗等违法犯罪。

高额彩礼的背后，是多重社会因素的叠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适龄女性大量流向城市，导致农村男性婚姻市场竞争激烈，彩礼水涨船高；在一些地区，“彩礼越高面子越大”的攀比心理依然盛行，彩礼成为衡量家庭地位和社会声望的标尺；部分家庭将彩礼视为改变经济状况的捷径，使得彩礼逐渐异化为一种变相的交易。

面对高额彩礼这一社会顽疾，从国家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试图通过政策引导和社会治理来遏制这一现象。重庆发布《巴渝和美乡村婚事新办指南》，规范婚俗礼仪，倡导“低彩礼”“零彩礼”。河南等地纷纷发布彩礼新规，对高额彩礼进行了限制。有的地方明确规定彩礼金额不得超过当地居民年平均收入的3倍。

要根治高额彩礼现象，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政府应继续加强政策引导和法律规范，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遏制高额彩礼的蔓延；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制定合理的彩礼标准；社会各界应加强宣传教育，倡导文明婚嫁观念，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正确的婚姻价值观；年轻人更要带头自觉抵制高额彩礼，摒弃攀比与虚荣，用真诚和爱意去诠释婚姻的意义。

婚姻不是买卖，彩礼应归于“礼”。作为传统文化符号，彩礼承载着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意义。特别是作为一种仪式，彩礼可以增强婚姻的庄重感和仪式感，让婚姻更加正式和神圣。让彩礼卸下物质枷锁，重归“纳征”之本义，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对婚姻本质的回归。毕竟婚姻缔结的应是情感共同体，而非资产负债表。

文 溯言

编辑 曾祚

审校 蒋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