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作为法医，各类案发现场是她的主战场，常年与死人、高腐尸体打交道；她沉着坚定，睿智谨慎，细心寻找蛛丝马迹，让受害人的遗体“说话”，并一次次破解犯罪“密码”，将不法分子绳之以法。她说，当自己身着白大褂，头顶警徽在工作现场时，就会油然而生一种责任感。“我的使命就是发现真相，给生者以安慰，给死者以安宁。”

杨发英（左二）荣获全国最美职工称号

她就是铜梁区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三大队（刑事技术大队）大队长，主检法医师杨发英。今年40岁的杨发英，从警14年，累计出勘现场2300余件，出具法医鉴定书1700余起，直接间接帮助侦破案件1100余件。杨发英和战友们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破译了一个又一个死亡密码，为区公安局连续七年命案破案率100%的成绩立下了汗马功劳。她以对公安事业的无限忠诚，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名全国最美职工的传奇故事。

铜梁刑事技术工作的领军人

2013年至2017年，区公安局共破获刑事案件7537起，打击处理2945人，抓获逃犯545人，成功破获“7·10杀人焚尸案”“5·12杀人案”等26起命案，命案破案率连续七年保持100%。区公安局连续四年被市公安局评为“成绩突出区县局”，连续四年荣记集体二等功；2016年荣获“重庆五一劳动奖状”；2017年荣获“全国优秀公安局”称号。在此期间，杨发英充分发挥了刑事技术对公安工作的牵引支撑作用，带领同事们在法医这个特殊的岗位上，以顽强的坚守、过硬的技术、卓著的业绩、无私的奉献，共勘查各类案件14352起，痕迹生物物证等各类检验鉴定6120起；尸体检验799具，活体检验鉴定624起；立案与现场勘查的对应率为100%，案件勘查率为100%。

现场勘查

2017年，区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被评为全国示范刑事科学技术室，区公安局和杨发英个人受到公安部刑侦局通报表扬。

可以说，杨发英已是区公安局刑事技术工作的领军人物，她以女性的细腻和细致审慎在岗位上发挥着锚定的作用。

就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杨发英手机上就收到民警在现场发回来的照片和资料。这是同事让她确定人体损伤程度。那些鉴定标准全都精准地记在她的脑海里，通过鉴定表和资料，她一眼就能给出准确的答案。

“杨姐做工作非常认真细致，经验也丰富，很多时候我们想不到的她都能想到，并及时提醒我们。”与杨发英共事七年的民警兰敏杰说。

杨发英表示，做法医，经验很重要，看得越多，越有发言权。

2017年6月，在铜梁区安居镇发生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杨发英带领民警立即出动，为事件“定性”——确定死者死因是意外、自杀还是他杀。现场床上、地上、墙上都遍布有大量血迹。死者颈部有多处刀伤，系锐器切割造成，并伤及气管及食管，但死者死因确系机械性窒息死亡。

刑事技术大队三名年轻法医一致认定：“这肯定是他杀！”却不想，背后一个轻柔声音响起：“不一定！”说话者正是三名年轻法医的“师傅”杨发英。

现场勘查

杨发英仔细查看死者伤口后，目光笃定的说道：“如果是他杀，不会形成多个皮瓣，伤口闭合后，见深浅不一的切割痕，并有多个皮瓣形成，尤以左侧为重，故分析死者在生前以右手握刀对自己的颈部反复切割形成，应为自杀，排除他杀。”经严密侦查，事实和杨发英的推论完全一致。

“杨姐，你真是太神了！”杨发英的“徒弟”之一邢雷啧啧惊呼。

还有一次，在水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打捞起来时，尸体头部流了大量的血，当时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杀人案。但杨发英却说，不能随便认定。“因为是水中尸体，你不晓得水底下的情况，水下是否有漩涡。比如根据死者头部的挫伤带及走向，很可能是水底漩涡造成的。”最后根据大量技术勘查，确定死者为意外落水，并冲到漩涡里面，被漩涡里湍急水流所伤。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被表面现象迷惑，要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去发现真相。”杨发英告诉“徒弟”们：公安法医鉴定是一项要求高度准确的科学工作，容不得半点疏忽和马虎。作为一名法医，必须具有严谨的工作态度、过硬的心理素质，以及高超的技术、丰富的知识、足够的胆识。只有这样，才能从现场细微之处发现线索。

做法医不易，做女法医更不容易

在常人眼里，法医就是成天同血腥、恐怖和恶臭打交道的职业。当法医不易，当女法医更不易。那么，作为一个女性，杨发英又是哪来的这份儿勇气呢？

小时候看电影，电影中头戴警徽身穿白大褂的法医形象给她深深触动；长大后，她因此走上了法医之路。上大学时，杨发英果断地报考了法医这个专业，大学毕业之后又如愿以偿进了公安系统，干起了法医这一行。

寻找物证

2004年4月，大学即将毕业的杨发英被安排到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刑事技术处实习。在这里，她学到重庆刑侦界法医人对每一起案件严格负责的审慎态度和优秀品质。她说：“老师告诉我法医的天职是寻找真相，尊重生命。”“身为法医，我要做的就是：不亲自动手，就没有发言权。”杨发英的法医生涯就是从以严格的自我约束开始，一路走来，一直高标准地要求自己。

其实，刚开始面对尸体时，杨发英还是有心理上的障碍的。“女孩子嘛，胆子还是要小一些。白天在现场人多倒不觉得怕，到了晚上，那些场景就像放电影一样呈现在眼前，很害怕，整夜整夜不敢关灯。”她说，选择了这个职业，只有努力去克服。

在实习的时候，杨发英第一次出现场就遇到一具高腐尸体。“当时打开出租屋，一股恶臭扑来，人不自觉地就往门外退。当时带我的老师看到我，就喊到我‘小杨，你往哪儿退？这点味儿都闻不得，你干啥子法医呢？’。”

杨发英说，干法医就不能怕臭，因为要经常和高腐尸体打交道。“受害者的尸体就是生命遗物，生命遗物里藏着真相，只有把这个真相找出来，死者才能瞑目。”每一次在现场工作时，她想到的就是寻找真相，想着自己的工作是在帮助死者“说”出真相，她就完全忘记了害怕。法医职业特有的正义感和使命感，让她充满了勇气。

2004年7月，杨发英实习期刚满，就被求贤若渴的原铜梁县公安局“挖走”。作为新人的她，面对一些突发案件，总是冲锋在勘验第一线。作为女法医，她兼具了一名女刑警特有的细腻和睿智。眼镜镜片后面的那一双眼睛，总是透着一股冷静、坚毅和执着。她在现场勘查中往往能发现一些常人不易察觉的“微量物证”，协助破获多起疑难案件，同事们对她都心生敬佩。

在她心里，那些遗物里藏着生死间的对话，一切生命都值得尊重。

现勘归来

2009年9月，太平镇一妇女失踪。民警调查认为该妇女可能已经遇害。最后在一山坡上找到了一具女尸，已是高度腐败。而后民警也排查出一名嫌疑人，但他认为警方掌握证据不足，一口咬定没有见过受害人。老刑警们审讯了两三天，案件仍没有进展。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把杨发英喊去了。在杨发英对嫌疑人进行身体检查时，发现他穿的内裤裆部有一个米粒大小的瘢迹，但穿了很多天了，一般人都看不出来。“我直觉是有点问题，后经过检验和DNA比对，最终确定血液正是死者的。”案件到这里就基本破了。

2013年初，有人在一处悬崖下发现了散落的人体骨骼。在近80度的陡坡上，杨发英和同事经过4个多小时的地毯式搜索，才将整具尸体的大骨全部找回。紧接着，她又马不停蹄地赶回解剖室，进行骨骼重合、推断死者相关信息及死亡原因。随后，她又进入案发现场，寻找相关物证，整整忙碌了两天一夜。最终，一起杀人抛尸案被成功破获。

也就是这一年，铜梁公安局一名法医辞职了，当时就只剩下两名法医。在人手紧缺的情况下，杨发英和另一个同事轮流值班，每周一人负责值现场班，一人负责值检验班，24小时都处于战斗状态。

杨发英经常一天要出五六个现场，有时从早上出去要到第二天早上才能回到办公室，一般都是连续工作24小时以上。“出现场尸体检验要12个小时以上，回来后录委托起码要两到三个小时，然后出幻灯片、做鉴定书，都是连续熬夜，一般都是一个通宵。”杨发英说，比如是今天早上发现了命案，今天晚上是绝对不能睡觉，要到明天晚上才可能回家睡觉。

现任区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副支队长李正铭，以前是同杨发英一起加入技术室的痕迹检验员。对法医工作的辛酸，他至今仍记忆犹新：“2011年以前，局里没有解剖室，解剖工作被迫在原县殡仪馆进行。解剖场地不到30平方米，堆满了花圈、黄纸，而且没有空调、电扇。夏天，杨发英在那里一蹲就是24个小时，汗水浸湿全身，跟落汤鸡一样。”

痕迹实验

杨发英说，以前条件很艰苦，在现场蹲在地上就解剖，蹲久了，起身时腰杆是“嚓嚓嚓”地响，现在腰椎病很严重。

对她来说，最艰难的是每年的4月到10月这段时间。重庆气温高，一般有半年时间要接触高腐尸体。有一次，在水库发现了一具高腐尸体，蛆虫源源不断地从死者的几个腔体爬出来，蛆虫直往她裤子里、鞋子里钻。

“还有一次，也是七八月份，四十多度高温，遇到一个喝了酒掉粪坑里淹死的，尸体高度腐败，非常臭。天气温度又高，蛆虫到处爬。我负责照相，勘查现场时，可以戴着口罩躲远点。但杨姐作为法医却必须凑上前去，亲手翻动尸体。这是法医工作最辛苦的一点了。”“徒弟”兰敏杰说。

“法医工作很辛苦，都是跟死人、高腐尸体打交道。”李正铭说，有一次，需要开棺验尸。挖开的时候尸体已经高腐了，臭得很。当时是夏天，很热，流了很多汗，大家一身都湿透了。水都喝不下去，觉得水都是臭的，到后来都有脱水的感觉。做痕迹搜索还好，杨发英还要动手。中午到二坪镇政府去吃午饭，感觉一身全是臭味，根本吃不下。他们法医工作经常接触腐败的东西和有毒有害的气体，很不容易。

因高强度的工作倒下了，她发着高烧昏睡在医院的病床上输液。电话响了有警情需要时，她二话不说拔了针头就往现场赶。领导见她脸色苍白，身体虚弱，就命令她回家休息换其他同事来。她想到另一名同事已连续值了一周的现场班，她咬牙说自己能坚持，硬是发着烧熬了一个通宵。

“2007年，我们有一天特别忙——连续跑了五个现场，勘查死者六名，直到深夜才收工。那天，杨发英的腿都跑肿了。因为高负荷工作，怀孕两个月的她流产了。”李正铭回忆道。

当记者问及杨发英当好一名法医最重要的是什么时，她毫不犹豫地说出八个字：尽心尽责，无愧于心。透过厚厚的眼镜片，她深邃而坚定的眼睛闪着光。

法医工作神圣而有温度

法医是与冷冰冰的尸体打交道的工作。但是，这份工作却是神圣的，有温度的。在死亡面前，法医用科学的检测找寻真相，用坚定的职业信念与专业素养让“法医”这个称呼代表着光明正义，也充满温度。

作为一名法医，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死者家属。这些家属的想法通常很矛盾，他们既想查出实情尽快破案，又想保全亲人尸体的完整性。杨发英说，法医解剖尸体其实是对死者最大的尊重，作为法医也有责任去说服死者家属。在做家属的思想工作方面，女法医更有亲和力，家属的排斥感会降低不少。

照片分析

2005年的一个夏天，警方接到原蒲吕镇一起独居老人在家中突然死亡的报警。杨发英对尸体进行检验后，认为无法确定死亡的真正原因，需要通过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来作进一步的判断。然而，这一提议却遭到老人子女们的强烈反对。杨发英说，由于老人独居，死亡时没有旁观者在场，因此不能完全排除他杀可能，只有通过解剖检验，才能准确判断是否正常死亡，才能让老人真正瞑目。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耐心解释，老人子女们也认识到解剖的重要性，终于同意解剖。

而后解剖检验结果表明，老人生前脑部受到过撞击，的确死于他杀。尸检结论给案侦明确了方向。不久，犯罪嫌疑人落入法网，交待了自己入室盗窃惊动了老人，遂将老人杀害之后又伪造现场，逃避打击的犯罪事实。

当案件水落石出的时候，老人的子女们哀伤的目光中折射出感激与信任。那一刻，她忽然明白，作为一名法医，他们把亲人的“身体”交给你，你就必须用你的手、你的手术刀探寻事实真相，用信念和判断，还原一个准确无误的事实。这是法医的职责所在。

“工作这些年，每勘查一起现场，除了要发现并收集到犯罪嫌疑人留下的痕迹物证外，更看到了受害人家属那一双双红肿的眼睛和悲痛欲绝的眼神。查明真相，找到真凶，让逝者安魂，还社会安宁。这既是我工作的动力，更是刑事技术警察不可推卸的责任。”说到这里，杨发英的目光中透着坚毅和自信。

女儿心中的“英雄” 全力支持的丈夫

在杨发英的努力下，很多棘手的案件迎刃而解，工作中的她无疑是成功的。然而在生活中，作为妈妈的她，在女儿眼中有时却不那么“称职”。

由于自己工作的特殊性，白天黑夜、酷暑严寒、刮风下雨，只要一有警情，电话铃声一响就意味着要出去工作。女儿小时候听到电话铃声一响就会紧张，会哭着喊：“妈妈，你又要走了？可不可以不去嘛？”

杨发英告诉女儿：“妈妈非常非常地爱你！但是警察叔叔抓坏人需要妈妈帮忙。抓住了坏人，你和小朋友们才能更安全、更快乐。”听完妈妈的话，女儿含着眼泪点点头。

今年女儿十岁了，还经常对她说：“妈妈，你是一个好警察，但你在家里不称职，不是一个好妈妈。”

谈到女儿和家人，杨发英感到十分愧对他们。由于工作，她陪伴女儿的时间太少。女儿四岁时，一次发高烧，烧到40度。当时她在陪女儿输液，但接到电话还是立即走了。女儿大多是靠爱人在照顾。

全国最美职工颁奖现场（右四为杨发英）

早些年，丈夫在偏远乡镇上班，杨发英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里。早上上班前要先把女儿送去学校，有时送到学校还没开门，只有把女儿交给门卫，再给老师打个电话。

后来，在区公安局党委的关心下，丈夫调进城区工作了。他对杨发英工作很支持。他说：“你就安心工作吧，放心，家里有我呢!”有时候妻子工作累了，回家瘫软在沙发上，一脸的疲惫，他就给她端来热牛奶，对她说：“老婆，你们公安局还招法医吗？要不然我去报名，这样我就可以帮到你了。”

现在女儿长大了，很独立，经常很骄傲地给别人说：“我妈妈是警察。”女儿对她说，妈妈这么优秀，我也要做一个优秀的学生，不能拖爸爸妈妈的后腿。“女儿很崇拜我，丈夫也很支持我，我的家庭非常和睦幸福。”谈到家，谈到家人，杨发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法医鉴定工作不仅是一种科学，更是一种责任和道义。只有以高度的责任心和精湛的技术才能从蛛丝马迹中发现有用线索，让逝者“开口说话”，还事实一个公道。

十四年来，杨发英不倦的身影、坚实的脚步踏遍了铜梁的山山水水，见证了各类不正常死亡，接触了各种残缺不全的尸体：抛于荒山野岭的、扔于僻静池塘的、焚烧后血肉模糊的、切成碎块的……

在沉甸甸付出的背后，杨发英也收获了沉甸甸的果实：先后被评为铜梁区“巾帼建功标兵”称号、“最美劳动者”称号；重庆市“十佳巾帼建功标兵”“重庆市岗位学雷锋标兵”“重庆市人民好公仆”“人民满意公务员”“重庆市特级优秀人民警察”“重庆市三八红旗手”称号，2014年荣获重庆市政府一等功；2016年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

在杨发英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名公安民警的坚守和奉献，一名女法医的坚定和睿智，一名温婉的妻子，一位慈爱的母亲。她刚柔并济，冷静坚韧，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履行了自己的神圣使命：为死者言，为生者权！(记者 闻琼，编辑 蒋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