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刘雪庵与党的缘份

 刘学达

1905年，家父刘雪庵出生在重庆市铜梁区（原四川铜梁县）， 1924年考入成都私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钢琴、小提琴和作曲并能吹奏笛子和箫，还非常喜爱唱昆曲。

1927年春成都私立艺术专科学校停办，家父回铜梁，在楚南会馆做录事，同年秋应聘为养圣学校音乐教员，兼任铜梁县立中学和国民师范学校的国画课和音乐课。1928年春养圣学校校长王邦倜离职，家父继任校长，增办初中，更名为养正学校。在此期间，家父的同学、共产党员周克明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从成都逃来，家父将他化名王天府，安排在养正校教书，从此与党结缘。 

家父公开支持该校教师周国华等组织的“戊辰艺术社”，并亲自上舞台演出文艺节目，使养正校的民主空气十分活跃。同年3月18日，家父同正谊学校校长严镜余一道，联合铜梁县城各校师生在南校场召开纪念“3.18”惨案两周年大会，谴责封建军阀卖国求荣、缜压群众的血腥罪行，并向地方当局提出“利用庙宇产业兴办学校”的要求。家父还带领学生环城游行，师生齐唱：“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东三省，我国土,日本人，强占去,牢记在心头,一定要报仇。”此举，引起了地方政府的惊恐，遂以“革命党活动”为由，对城内各校突击搜查，家父被迫离开家乡。

1929年春，家父赴上海，就读于由《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第一任翻译陈望道创办的私立中华艺术大学。在该校任教的文艺名流有洪森、欧阳予倩、冯雪峰等人士。家父在这里接受了进步思想的熏陶，参加了由宋庆龄、鲁迅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0年秋，家父考入当时中国最高音乐学府——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31年2月，在一百多人的竞争中，家父与贺绿汀等五人脱颖而出，考入音专师范本科组。

1934年家父(笔名晏如、晏青、雪厂、苏崖、贝林)参加了以蔡元培为首发起的“音乐艺文社”，他在黄自老师创办的音乐刊物《音乐杂志》《复兴初级音乐教科书》《新夜报音乐专刊》担任编辑。黄自和应尚能、张玉珍、韦瀚章编的《复兴初级音乐教科书》六册教材共69首新歌曲，许多都是由家父翻译、填词及创作的。台湾音乐界在家父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还在赞扬家父对创作学校歌曲的重要贡献。

1936年5月，日本钢琴家近卫秀麿(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之弟) 访问上海音专，用德语向全校师生演讲，大肆鼓吹大东亚共荣。当近卫秀磨演讲完毕，家父上台即席发言，义正辞严，怒斥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他的发言，由音专校长室文书廖辅叔译成德语。在场师生受到莫大鼓舞。俄籍钢琴家哈罗夫跑过来与家父握手，称赞他为中国人民说了心里话。同学们纷纷和他拥抱。音专校长萧友梅对他这种爱国行为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1937年，家父与上海左翼团体接近，为创刊《战歌周刊》请共产党员田汉题写刊名。1938年到武汉，周恩来时任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担任第三厅厅长，因《战歌周刊》的锌版在路上丢失，请郭沫若重新题写了刊名，改为《战歌》，是第二次淞沪战争创刊的唯一的音乐刊物，是由家父自己掏钱、自己编辑、自已刻腊板并邀请爱国音乐家创作抗战歌曲刊登在刊物上，推动全国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以黄自、李惟宁、贺绿汀、刘雪庵、江定仙、陈田鹤、张昊、谭小麟等人为首的上海音专理论作曲组师生组成了“中国作曲者协会”，志在宣传抗日，协会建立后，办公地点设在家父的寓所里，家父主持协会的日常工作，《战歌周刊》以协会的名义创办，家父的寓所就形成了音乐同行交往的一个据点。

1937年12月，家父在武汉同共产党员张曙、冼星海等人联络音乐界各方面人士组织发起成立“全国歌咏协会”，起草《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宣言》，1938年1月出席《中华全国歌咏协会》成立大会，被选为执行委员，家父和沙梅、王云阶等主办援助“冀北人民抗日游击队”的音乐演出会。3月初与冼星海等参加“中国前线歌咏队”，举办的歌咏会演，并担任指导，4月与贺绿汀等参加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三厅，主持歌咏界纪念“七·七”抗战周年、聂耳逝世三周年、保卫大武汉筹备会，7月中旬与阳翰生、田汉、李公朴等担任“聂耳逝世三周年纪念会”的主席；月底与张曙等担任《武汉业余歌咏团》训练班的教学工作，并参加大后方的歌咏巡回演出。

在天空，在陆地上，

展开了壮烈的歼灭战。

我们走上了胜利的初步，

我们挫折了敌人的凶焰。

我们败不气馁，我们胜要自勉。

巩固军民合作，加强统一战线，

用全民族的力量，争取自由解放的明天！

这首《捷报》是气势如虹的进行曲，铿锵有力的节奏和明快的旋律,讴歌了台儿庄战役胜利，鼓励和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1937年10月1日至1941年4月，家父创办的《战歌》，共发表爱国音乐人士创作的抗战歌曲134首、文章34篇、鲁艺报道2篇。

1938年7月7日是全国抗战的第二年，武汉各界在汉口中山公园，隆重举行了纪念“七·七”抗战阵亡将士碑奠基典礼。中国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发表讲话，军政部长陈诚致辞，郭沫若先生为抗战阵亡将士碑破第一锹土。中国陆、海、空三军和各界4000余人，缅怀在抗战中牺牲的将士，齐唱由郭沫若作词，刘雪庵谱曲的纪念抗战阵亡将士的《碑颂》：

倭寇肆虐

破我金瓯

七月七日

 最后关头

  ………

丰碑永奠

用表勋猷

云霄万古

俎豆千秋 

 在家父的作品中，很难找到通篇是四字词的歌曲，对于这种没有长短节奏变化的词句，谱曲很难。家父采用了3/4拍，以一字一拍、－字两拍或两字－拍的节奏，使四字句前后之间产生了长短的对比，并且把每句的第一字放在弱拍，第四字都落在强拍上。经过这样的处理，节奏节拍在一定的规律下有了相应的变化，使音乐结构与词的结构相吻合，节奏短促，音乐紧凑，铿锵有力，表现出争取自由、赶走倭寇、抗战建国的坚定决心。

在《抗战一周年》和由武汉市档案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武汉图书馆合编的《武汉抗战史料》均记录了纪念“七·七”抗战阵亡将士碑奠基典礼。在武汉举行的抗战阵亡将士碑奠基典礼，齐唱《碑颂》，是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誓师大会。宣誓了中国军队缅怀阵亡将士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这个活动在武汉保卫战中起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1938年，阳翰笙创作了反对投降主义的话剧《李秀成之死》，邀请家父为配乐。阳翰笙之长女欧阳小华在家父诞辰100周年研讨会上发言时谈到，该剧在延安公演过，后又在上海法租界演出了70多场，场场爆满。这部话剧以古鉴今，用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来警示当时的抗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中的“忠诚剧团”在重庆演出该剧，受到广大群众的热情称赞和进步文艺界的高度评价，却引起了特务机关的极大不满。

特务分子向战干一团的教育长桂永清密报，说忠诚剧团里有共产党组织，利用此剧宣传共产主义。桂永清得报后大怒，即转报陈诚，得到陈诚的同意后，即令剧团从重庆返回綦江，以宣传共产主义、有共产党活动的罪名，将该剧团的50余人，分别扣押在枣子园、湾滩子和广兴场等地，并派政治部主任滕杰、总队长杨厚彩、萧劲等人负责审讯。结果李英（李秀成扮演者）被活埋，胡恩涛等200多名进步青年被杀害，这就是有名的《綦江惨案》。章士钊写下了《书綦江狱》，其中写道：“自古奇冤多，大者綦江狱”。

1939年2月24日，重庆物价飞涨，纸张、油墨等费用个人无力承担，为办好《战歌》刊物，家父特向向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主任陈诚打报告，没有得到支持。因个人经济困难，无法支撑，于1941年4月停刊。  

在青木关，郭沫若曾当面评价刘雪庵在抗战歌曲创作中所取得的成就：“你不仅独资创办《战歌》，你还写了很多好作品，《长城谣》、《流亡曲》歌唱苦难，也歌唱抗争，抒发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影响了一个时代。” 家父创作的抗战歌曲和音乐刊物《战歌》，起到了动员民众支援前线抗战的巨大作用，激励了前方将士与日寇奋勇拼杀的士气。家父的师弟夏之秋谱曲的《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光未然 诗词）等一些经典的抗战歌曲，也是通过《战歌》传向全国的。

1942年，周恩来请郭沫若关于皖南事变写一部话剧，郭沫若新编历史剧《屈原》，运用春秋笔法，借屈原的口骂国民党，并请在国立音乐学院任教的家父配乐。家父在重庆大轰炸期间，不顾个人安危，用了三天三夜时间创作了80页的管弦乐总谱，并亲自指挥排练和演出。该剧说出了人民的心声，歌曲拨动了人民的心弦，戏剧性地揭露了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丑恶面目，在群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共鸣。该剧公演上座率之高是当时的重庆从未有过的。

《屈原》的成功，国民党中宣部惊恐万状，授意教育部次长顾毓秀编写《苏武》抵消《屈原》的影响，并请刘雪庵配乐。刘雪庵洞若观火，婉拒了顾毓秀的邀请，得罪当局，被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炒了鱿鱼。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制造“张莘夫事件”，策动反苏游行，家父识破了反动派的阴谋，主动联络朱彤等教授一起公开签名拒绝参加。虽然遭到当局的威胁，但他们仍不为所动。以致于后来家父与许德珩、董谓川等教授被当时的教育部命令解聘。

1947年社会教育学院由璧山迁往苏州，当时全国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家父与中国民盟苏州地下组织负责人与谢孝思教授等组织了“教授会”、“讲师会”、“职工会”，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家父还公开支持爱国学生声讨反动报刊《明报》，支持人力车工人总罢工，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被蒋经国列入随时处置的“黑名单”。

1948年淮海战役后，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南京国民政府岌岌可危，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经济困难，动荡不安。家父在党的地下工作者刘伟教授等领导下，按照党关于“组织起来，安定学校秩序”的指示，成立了经济稽查委员会，家父被选为委员，查学校财政开支，把财权从陈礼江院长手里夺过来。同时一面组织筹粮义演，以自己的力量度过难关。

1949年初，国民党面临土崩瓦解之际，家父坚决反对迁校去台湾的阴谋，并积极参加我党地下组织所领导的护校斗争。学院里的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在师生中搜集“黑名单”，并扬言要杀害这些人，企图煽动师生外逃，达到搅乱或搞垮学院的罪恶目的。家父等响应地下党的指示，即刻成立“五人院务委员会”和“员工警应变联合会”。家父任副主任委员，他不但公开揭穿敌人的阴谋，还宣布：“学院的护校工作由院务委员会和员工警应变联合会负责”。他还同院务委员一起，连夜将学院仅有的七根金条埋藏起来，到1949年4月27日苏州解放后，将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这笔财产交给了军管会。

以上是家父在党的领导下，在1949年解放前所做的革命工作。家父在世时，经常教育我们要认真学习，努力工作，要求进步，靠拢组织，争取尽早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五子女中有三位已经是共产党员。长子刘学达1983年3月15日入党，二儿子刘学信1986年4月20日入党，小女儿刘学麟1985年9月6日入党；二儿媳王桂玲1973年2月1日入党。

刘学达：刘雪庵长子，原中央音像教材出版社社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