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档案:仅存旅欧团证的主人王邦倜

○唐道伏

大家子弟汇入改造中国的时代潮,法兰西岁月不迷所往。

世事维艰。1926年光明发电厂投入运营,实业家让铜梁城亮起来;1930年,纺织厂、印染厂相继建成,人称“王半城”……

大道多歧。全国仅存旅欧团证的主人,苦心孤诣镀亮信仰底色。

“……永世兴隆;安邦定国,中正有丰;学诗习礼,本孝作忠……”

这是我们常见的字辈谱,在天道往返中区别辈分,又把每一个人编织进宗族理想,克绍箕裘,光前裕后。

1900年冬月,一个小生命降临在铜梁巴岳山脚的王家大院子,属邦字辈,取名王邦倜。倜,乃卓越或洒脱。邦倜,是希望孩子在这个国家生命饱满、卓然而立?如果是,王家有这个基础,他们是大户人家。

王家在铜梁树大根深。祖辈和同是来自常德、衡州、永州、长沙、宝庆的湖湘五府人士,1729年就集资购田,建有五府宫(原人民医院处),也称湖南会馆,彼此守望相助。五府人士广做慈善,在今滴水岩等处捐田地为义冢,掩埋尸骸;进入民国,他们又开办五所初等小学,与时俱进,延续耕读传家的传统。王邦倜的祖父做过四品官;父亲王安缙曾任贵州县令,在大房病逝后续弦本县举人马少白之妹,所生王邦倜排行老四。马少白在郭朗溪主编的《新修铜梁县志》多个节点出现,备受推崇。他在铜梁的东门、北门外饶有田产,先后为云南鲁甸知县、重庆夔州知事,享有政声;辞官回铜后对地方公益全力以赴,倡议创建私立正谊学校,影响力几乎可与县立铜梁中学比肩;三次出任县团练局长,壮大武装,平息匪患。王家和马家,缙绅之家联姻,是门当户对,也是强强联合。王邦倜出生在这样优渥的家境,可以说已赢在了人生的起跑线上。

然而,身逢李鸿章所洞悉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跑道又在哪里?

清末新政,铜梁转辙,老马已不能识旧途了。1903年,即将废除科举,县人杨霖奉派赴日本学习师范教育;1904年,设置警察局,取代衙役制度;1905年,创立蚕桑局、劝工局,发展产业提上了议事日程;1907年,劝学所即后来的教育局成立,与县立中学两块牌子一套班子;1910年,开办议会,百姓开始接触什么是地方自治;随后,郭汝栋、李吉康等在重庆追随张培爵、杨沧白起义响应共和,留日时加入同盟会的杨霖、彭仿陶已归来……由帝制而民国,是大家都知道的军阀混战,铜梁成了枪杆子们逐鹿的战场、劫掠的对象。除了剪掉辫子,知县改称知事,时代之变仿佛剥洋葱,一层层剥开,空空如也,扑鼻而来的却是呛人流泪的空气。

时间不因世道混乱而停滞。1919年,王邦倜合川中学毕业了,已为人父。妻子刘竹筠,相貌端庄,个子不高,却有静气,有气场。刘家也是来自湖湘五府的大户,遵从门当户对法则,家族之间再结连理,在飘摇时世中希望形成稳定的共同体。这刘家,后来出了享誉中国乐坛的叔侄二人,刘雪庵和刘瑞明(金砂)。刘雪庵是刘竹筠的堂弟,比她小三岁。

在当时,县立高中一届一个班,每届只招40人。以乡贤郭郎溪的眼光看,王邦倜已获得了文化身份,高中毕业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就是进士。作为有产者,如果子承父业,他可在乡绅的道路上赏巴岳月明,看稻谷归仓,喝着盖碗茶在五府宫参与家族议事,修桥铺路做善事,在急需人才的县里谋个教职或官差。有恒产方有恒心,做社会的稳定器也是体面的选择。

去法国勤工俭学!王邦倜的选择超乎父辈的期待。

留学,又叫“放洋”,从洋务运动开始已成精英阶层趋之若鹜的风潮。在铜梁,法兰西牧师1864年在凤山下的兵部尚书张佳胤故宅设立天主堂,圆拱尖顶上竖起十字架,西洋人的生活方式就一直让人好奇。现在,铜梁人能到他们的地盘去“洋盘”一回,也是神奇的事。

既然中学毕业生都稀缺,放洋后的“海归”,自然到哪里都有肥缺。勤工俭学走的却是异路,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分道扬镳了。“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不是劳心者治人,谋求成为人上人,而是以半工半读方式,汲取世界文明,造就新社会新国民。知识分子从士绅与官宦阶层自觉向各行各业分化,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大特征。走向开放,融通中外,铜梁已屡有觉悟之人,实践之人。杨霖被安排到日本学习教育是自上而下的现代性改良,郭汝栋等参与辛亥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制度性革命。中国在“巴黎和会”中的失败,再次锥心地刺激着国人探索改造社会的种种道路,振兴实业是其中一股巨大的洪流。

在当年标准照中,王邦倜身穿中山装,胸前的怀表链条悬垂,目光坚毅,英气勃勃,就像今天众多“五四”影视中的青年主角,自有一种深沉的倜傥。这样的儿子要走实业救国的道路,无需演说千秋家国梦,站在父亲面前就有无形的说服力。

王邦倜考入设在重庆夫子池的留法预科学校,同学中有冉钧、周文楷(周贡植)、邓希贤(邓小平)等人。经过一年学习法语、代数、几何、物理、中文及工业常识等课程,王邦倜考核合格毕业。王安缙变卖部分田产作儿子的学费,把“安邦定国”的道路向法兰西延伸。

1920年8月28日,朝天门一声汽笛长鸣,王邦倜和83名川东弟子乘吉庆轮出发,踏上了留法征程。简陋的四等舱载着大路朝天的青春,穿越三峡。

1920年9月11日,上海黄浦外滩雨水淋漓。一位同学因照片问题不能成行,这是国际规则吗?是的,他们登上盎特莱蓬号邮轮前往法国,不是郑和下西洋宣示天朝上国的威风,是认识世界,学习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规则与本领。

当时的《华阳国民社近讯》刊登了他们留学的消息,在所附重庆留法俭学会致巴黎华法教育会的函照中,言辞剀切,说“敝会僻处吾国西陲,交通不便,耳目未开”,“尚望贵会赐予接洽,指导一切,俾持不迷所往……”

同一期报纸上,还有硕大的标题新闻:《射洪县城无主》《米价飞涨》……而这一年,铜梁七易驻军,九易知事,同样万事不上轨道。

天府已然华墟,苦待建设者归来。

滚烫的梦想,出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穿红海,入地中海,随邮轮颠簸44天抵达马赛。当时法国《小马赛人报》发出这样的报道:“在15到25岁之间的中国青年,穿着西式服装,戴着宽边帽,穿着尖皮鞋,显得彬彬有礼温文尔雅,静悄悄地站在‘盎特莱蓬’号的甲板上……”

这一批中国青年才俊,开始了法兰西岁月。

王邦倜在法国情况,现在广为人知的,是他保存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团证,落款为“一九二五年一月廿二日于seine”。1985年,其二儿子王定社将团证等资料捐献给重庆市党史办。有关旅欧支部的文件十分稀少,作为国内仅存的旅欧团证,1995年被定为一级文物,现收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1923年2月17日至20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郊外召开临时代表大会。代表在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留学的72名党团员,王邦倜等42人到会。会议一致通过把“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周恩来任书记。

参会代表在巴黎郊外布伦森林的合影照,也由王定社捐给了博物馆。看着相片中西装革履、面容秀挺的年轻人,恍然今天的高知青年群体,不会意识到他们已在法国经历了两年多粗粝的打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经济衰退,物价飞涨,许多工厂裁员或停业,新去的勤工俭学生先到中学补习法文,等候法华教育会为他们寻找工作。巴蜀书社出版的《留法勤工俭学史稿》,收录了1921年2月21日巴黎华发教育会呈送法国外交部的勤工俭学生分入各校名单。王邦倜和周文楷、罗振声等进入诺曼底的弗雷尔公学,王邦倜编号为1428,前期赴法的聂荣臻也在该校学习过,编号646;而邓希贤则分到同为诺曼底大区的巴约公学,编号1421。为了有工可勤,维持生存,他们哪里有工可做便奔向哪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四川近代史》写道:“他们在法国所进的工区,多半是铁工器械、汽车制造、自动车制造及化学工厂。他们大多集中在圣西门、圣太田,还有将近两百个学生在克鲁梭工厂做散工(即勤杂工),做技工的是极少数,工作极为认真负责。”

学子们的法兰西岁月既不浪漫也不平稳,学技术的理想被重重阻挡。他们住的是木板工棚,睡的是双层床,几个人共用一个汽油炉,饭大家做大家吃,极其俭省。邓希贤曾在钢铁厂捡过废铁,在橡胶厂临时帐篷里修过胶鞋。王邦倜早上六点过起床,七点多进工厂,晚上十一二点学法语、学文化,高强度的生活苦不堪言,工资入不敷出,带去的盘缠一年多就用完了。

得风气之先的法国,流行形形色色的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一浪一浪涤荡他们的思想。留法勤工俭学队伍开始分流,一些打道回府,一些成为廉价劳工,一些转向职业革命家,一些沉溺于花都巴黎的声色,一些置身学术,一些初衷不渝要做实业领域行家。

王邦倜不迷所往,在艰难谋生中辗转求学。他主修机织和印染,心力与一个浩繁的世界缠磨:机械原理、化工原料、织物分析、图案设计、染色工艺、分子式、酸碱性、熔点、沸点……种种艰难困苦,正是淬炼的过程,正是来自羸弱之邦、僻远之地的中国青年大开耳目的机会。法国自启蒙运动蓬勃发展,文艺、建筑、工业设计、纺织与服装等等领域,凭借“法国制造”而引导世界潮流。王邦倜既入宝山,岂肯空手而归?

在召开旅欧支部临时代表大会前一年,他和另两个同学一起编制的《印染标本收录集》大功告成,在封面郑重记下“法国里昂丝绸印染厂,1922年3月22日”。集子把花色各异的碎布条按构图单元裁剪,457件小样格式统一,逐一配上中文和法文,标明用料、温度、浓度、时间等要素,有彩色教科书的严谨和工艺品般的美感。

一有闲暇,他便遨游书海,一套砖头厚的《法国大全》挚爱终生。一个“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的青年,必然既拉车又抬头看路,民主政治、科学技术、风土民情全方位刷新他的认知。可以想象,当睡意阵阵,他再恋恋不舍枕着《法国大全》入梦的情景。那梦,是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的梦,澄澈而专一。

这样的青年,必然为同学赞赏。王邦倜的孙辈现在陆续进入了花甲之年,他们小时候都见过一张爷爷与邓小平、江克明、聂荣臻、周恩来的五人合影,其中邓小平戴着鸭舌帽。照片夹在《法国大全》中,可惜后来遗失了。

人事代谢,王邦倜留法的诸多情形渺难追寻。1956年填写的《铜梁县高级知识分子登记表》,有如下留法信息:

1924年在法国参加中国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法国东方高等纺织学校机织科毕业,1925年2月前在甘本那郎工厂实习。

经过近五年的淬炼,王邦倜带着一个新世界回到故乡。

归来的王邦倜很是新派。一是用了新名王步周,大概如同周恩来改称伍豪,周文楷易名周贡植,复杂环境不允许暴露政治身份。二是西装革履,衬衫加背带裤,在穿对襟衫和长袍的人群中很是打眼。三是随身携带手帕,口痰吐在手帕上带回家,居室周围经常挂着一张张濯洗过的方手帕。种种做派,让人耳目一新,他也因此被某些人讥笑为“假洋鬼子”。

标新立异总面对入乡随俗的同化力量。如果被启蒙却不臻于成熟,把法兰西文明当做标签贴在身上,定然流于肤浅。王邦倜在已有家室的弱冠之年出国,虔心求学异邦,心智已经能够对两个社会有所比较,对两种文明有所取舍。他的新,是服膺于现代文明的新。

他带回了几个大皮箱,里面有一摞摞的书刊资料,有旅欧团证和各类合影照片,有数十年都不褪色的不同法国丝线标本……皮箱如秘藏,装着他从西方取回的实业救国真经。从旁人所见的举止,到他精挑细选的行李,浓缩了一代青年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努力。正如唐德刚在《历史的“三峡”》所言,这种转型是一转百转——小至微观的鸡毛蒜皮、衣食住行、修指甲,大到宏观的宇宙观、政经理论、价值标准,无一不转。

现实却是江流石不转。1925年的铜梁,饥荒严重,上千饥民麋集县署求食;杨森发动统一之战,川军各师旅率部先后来铜封仓库、抢粮食;四川官产清理处派人员强行卖掉救贫济困的社仓、田产,以及本地人筹建的试院、汛署,没有人敢发出不同的声音。五府家族也正为规避驻军觊觎氏族财产而四处斡旋。

兵连祸结中,王邦倜一边在铜梁中学任教务主任,一边参与筹划将氏族的会馆和田产兴办学校。1926年8月,私立养圣中学在五府宫成立,族老推举王邦倜为首任校长。既名养圣,他以身体力行的涵养,让进步与科学进入课堂。要学以致用,办学乃权宜之计,他紧锣密鼓铺展振兴实业的画卷。

这一年,他自筹资金创办光明发电厂。7.5千瓦内燃机运转,以城隍庙(今正街火巷)为中心,灯光流溢,明月湖璀璨,夜晚的巴川城内如花闪亮。铜梁开启电力事业新篇章,结束了清油灯、桐油灯、煤油灯一统天下的历史。

王邦倜再接再厉,多产业发展。1928年1月民生榨油厂在东桥头开业了。他孜孜于实业,遂由刘雪庵接任养圣校长,学校改名养正中学。同年夏天,驻军所建防区有了雏形,以武力推动修建的县城到安居的公路历时两年竣工,县城与涪江水运贯通;城里大拆大建,修车站,扩街道,拆牌坊,一派烟尘。这样的大破大立,对社会发展功用巨大,但只求结果不问手段,百姓怨声载道。后来马少白出任县公路局长,王邦倜应该和舅舅讨论过发展交通与民富国强的关系吧。最可哀叹的,是以横征暴敛的方式筹集经费?

不文明的社会,暴力是常态。随着国民党政权逐渐向内地渗透和统一,开始清共、剿赤活动,四处血雨腥风弥漫。王邦倜留法同学周文楷从事地下革命,在这一年4月3日被枪杀于朝天门沙嘴刑场。而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中,铜梁国民党左派将领陈达三和王邦倜留法的同学冉钧,先后被杀害。养正学校也因思想活跃,向封建神权开战,掀起打菩萨运动,当局称“有异党活动”,校长刘雪庵1929年被迫离开家乡,开始了漫漫音乐之路。

恐怖之下,那张团证,以及与周恩来等人的合影,随时会成为引爆的炸弹。王邦倜掏空悬挂蚊帐的竹竿,把团证和照片卷好再塞进竹筒,密不示人。这就像他敦实的身躯里有一颗如火芳心,敏于时势,沉默少言,以开拓实业作为存身进取之道。

他有谋乃大,再起宏图。1930年,自办机械化纺织厂、印染厂及销售门市。厂房与门店毗连,从巴江巷子到外委总署、总爷衙门(均在今东门狮子坎),一直延伸至城外。每天以光明电厂供电两小时,带动机械运转。王邦倜打造的实业基地解决了工业动力,由织布而染布,再到产品销售,一条龙发展体系蔚为壮观,人称“王半城”。

铜梁,从木机织布那古老的唧唧复唧唧声里,响起工业机械的隆隆声,这是王邦倜求索异邦十年来,为造福桑梓而发出的新声。《新修铜梁县志》对新旧纺织的产能有过比较:以木机织窄布,宽一尺余,长约五丈,“每匹工价约银一角余乃至两角”;以新机织宽布,宽二尺四寸,长十丈零六尺,“除工人食费,每匹可得银五角”。对于染布,用硫酸钠、碳酸钠等化工原料取代掺石灰而泡出的蓼叶汁,按《印染标本收录集》印染数百种色彩,青蓝黑三色不再是美丽的主打。铜梁人生产的纺织品向德孚洋行的品牌阴丹布看齐,以勃勃雄心与行销的日本棉纱一争市场。

在民族工业孱弱的年代,“王半城”破土而出;所谓“假洋鬼子”,实则矫矫不群的铜梁民族工业先驱。

现代工业,需要不同工种与技术的彼此支撑,需要多个行业与企业的协同,是系统性的产物。现在回看王邦倜异军突起的织染王国,别说产权制度、资本市场等要素匮乏,仅仅保障正常生产,从机械安装开始就是“技术硬核”,面对重重挑战。

安装大型机器,首先地要平,如今已是常识。但在当时购不到水泥,地要“找平”,有意想不到的困难。如成都启明电灯公司建新厂,1919年定购机器,1922年才安装完毕,如此耗费时日,一大原因是修建烟囱和锅炉地基没有水泥,只好用灌县的青石;砖砌粘合用石灰,不耐压、不持久,把糯米煮粑与石灰搅拌、捶绒,代替水泥,和修明长城一样用糯米灰浆作粘合剂,昂贵又费时。基于实践,王邦倜不断退而求其次,不断给出解决办法。在毛边纸装订而成的《织机的安装与调整》小册子中,他用毛笔行楷进行了系统总结:

“在安置基座之前,最好先择一适宜地点,或在四处俱平之水泥地上。倘此事不就,或被迫将他装于木枋上时,应于织机应在地的近旁择一适当地位安置备用。又若此木枋有不平时,就另做一木框钉于上面,使其极平。”

“使其极平”是决定成败的细节。王邦倜独立建设一个实业王国,要解决多少个细节,攻克多少技术难关?工业生产中细节犹如关节,它实现功能,展现活力,体现智慧。就像织机的拐臂轴,只有装置得恰好,才有他总结的如下优点:

“A.织机运转轻便;B.静寂无声;C.不虚耗动力;D.节省滑油;E.减少机械无益的消磨;F.开机轻快;G.当调整经纬纱时工人容易以手转动,少感疲乏;H.织工管理机数可望增加。”

ABC很有讲究,优点层层道来:先看状态、听声音,是感官的愉悦,代入感强;再谈可节能减耗,降低机器运转成本,是机械师的视角,属于内行看门道;最后落脚到操作者,能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整个说明井然有序,由表及里,从机器到织工,从成本到效益,读者也仿佛经历了整个生产流程,全面懂得了织机安装影响各个生产要素。他总结的织机安装技术流程,字里行间有工业之美,简约而不简单。

技术是生产力,培养懂技术的人员尤为重要。王邦倜未雨绸缪,在筹划建工厂时就开始培养合格工人。1929年8月,他受聘铜梁县立职业学校机织科主任。该校仅有农科,因王邦倜才开始招收工科学生,他一人包揽学科教育所有环节。读读1930年上学期的聘书内容,可以想象当时的工作情状:

“王步周先生担任本校十九年上学期染织科一切计划,以6个月计算每月送薪洋拾元;兼任机织学、意匠学、制图及实习教授,每周授课八钟,每钟6角。全期共送薪金壹佰伍拾陆元,膳费在内,按月由财务处致送;缺课照补。”

创业维艰,他乐在其中。如周恩来在1921年的家信所言:“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王邦倜得偿留法夙愿,应用所学进行和平的经济革命,所为乃国之大者。

没有良好的工商业环境,异军难突起,王邦倜只手难擎天。

“1930年至1935年在铜开办染织厂,因受政治影响失败。”他孜孜以求的实业兴邦,像昙花在政治的暗夜里绽放,惊艳如奇迹,凋零也如长长的怅惘。对失败的原因他总结得简洁,却分外触动人心。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一再进入不了正轨,民主、科学与富强的呼号,才成为最有力的社会动员,最激动人心的愿景。

古人说,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挫败之后,可以守着现世安稳,别动我的奶酪就行。但走过世界的人,眼界既然已经打开,不可能墨守一隅,缠绵于桑梓。王邦倜以自己的才学和实践经验,走出铜梁寻求服务社会的机会。

他带着妻儿去了上海,在量才补习学校教法文。该校由民主人士李公朴任校长,是发端于报业巨子史量才的公益性文化补习学校,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如后来做过文化部代部长、中国文联主席的周巍峙。

抗战爆发,他又辗转各地,在湖南鄰乡开办难民工厂,在湖南东山中学任训育主任兼教员,在四川乐山任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职员……种种身份,不外乎教育与实业两大类,为救亡图存和民主建国做着基础性的工作。其中的中央艺专,现为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学校当时开设有农产制造、皮革、造纸、染织和蚕丝五科,染织科以川南造伞厂为实习基地,为抗日的中国飞行员生产降落伞。

战乱的社会,颠沛的生活,求实的职业,历练了他的人生。他回乡教书为业,1948年处理掉所有的产业,以一介小职员安然度过政权鼎革后的种种运动。时移世易,“地主”“走资派””“白专分子”已成政治禁忌,原本内敛的王邦倜更加沉默了。

转机来自中共中央吹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国家工业化建设全面铺开,科技落后和人才缺乏的矛盾越来越突出。1956年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把知识分子纳入工人阶级;王邦倜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当选铜梁人大代表,他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1958年高坑电站工程动工,王邦倜因对机械的熟悉调入指挥部,重回技术领域。高坑电站一直是铜梁开明人士的南柯一梦。地方政府1929年就致函四川省水利厅动议修建,1939年水利学家黄万里作为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前来勘察,再经1949年争取到美国援助贷款,或因资金无着落,或因政治动荡,电站始终成为一纸空谈。滔滔小安溪奔泻成瀑,徒然流逝。

当修建电站成为体制的意志,王邦倜枯木逢春,生机盎然。他奔波在工地,考察地形、地质、水位落差、径流量,指导机组安装、线路铺设。他吃住在工地,坐下来即研究各类图纸,重新回到了法兰西的激情岁月。这一年,他当选铜梁县第三届人民委员会委员,昔日政治上的“落后分子”,成为21位表决全县发展重大事项的干将之一。

莫道桑榆晚,实业方兴邦。1959年王邦倜担任新建铜梁丝厂总设计师,走上了人生的顶峰。1920年留法勤工俭学,他的专业意愿是学毛纺,经过单兵突进创建“王半城”,天时地利人和不能形成稳定的三角,理想国坍塌——1961年丝厂建成投产,安装缫丝机2台1200绪;新装K-4锅炉,配备150马力蒸汽机,驱动100千瓦发电机发电。再次让一体化工业生产以更大的规模和效益在全县人民的希望上运转,他已年过六十了。

他的孙子王国桥说,爷爷退休后仍在指导丝厂的生产。有一次机械出现故障,爷爷生病不能走路,工人们就用滑竿把他从家里抬到厂头去……

他的外孙刘新德说,外公是多面手,能修钟表,也懂医疗;一生特别爱学习,1969年去世时都还订阅着《红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参考消息》……

他的外孙女刘霞萍说,春节外公会到银行换回崭新的角票,我们给他拜年就发钱。那时一斤小菜才一两分,这一角两角,还是新崭崭的,对小孩该是一笔多大的财富……

后辈对王邦倜的记忆,我们可以从中提取种种关键词,如实业、政治、富裕,如专业化、大国工匠、健全人格等等。他没留下铿锵遗言,能说明一切,最懂他一切的,是那一张密不示人的团证。在日机轰炸铜梁时,他把团证夹在书籍中掖在裤腰间“跑警报”;文革动乱中邓小平被打倒,他除了把团证藏进掏空的帐竿,还冒险把与邓小平等人的合影嵌在相框背面,躲过了劫难。现在它们陈列在三峡博物馆,静静诉说着为寻求富强之道、和谐之术,一代青年的奋起,一个人在荣辱浮沉中的取舍行藏。

康德说,没有知识的信仰是空洞的,没有信仰的知识是盲目的。这是对科技理性与人文关怀二者关系的经典表达,王邦倜的人生正是把二者融合在实业中,孜孜矻矻,导原植根。我们陶铸现代中国,需要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凝聚社会共识,弘扬工匠精神,走出空谈性理、鄙薄技艺的巨大历史惯性。对此,重读费孝通写于二十世纪40年代末期的《论“知识阶级”》,仍富有指陈时弊的洞见:“穆勒、斯宾塞、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名著很早已有严复的译本。这些理论是工业革命之后西洋现代文明的理论基础,但是当这些理论传进中土,却并没有激起工业革命。这说明这套理论一定要和现代技术配合了才发生作用,一旦脱离了技术,只成了一篇文章罢了。”

铜梁人追怀王邦倜这个留法青年,可在步行街的小巷中寻觅。他创建的光明电厂犹如播下的种子,屡经停办、复建、易主,后改名福民电厂,成为今日铜梁电力公司的前身。也可去玄天湖畔、巴岳山麓,在风景区里遥想已消失在湖山静谧之中的王家大院,那是他呱呱坠地时的摇篮。一切在变动,无物恒在。王邦倜是历史的小小推手,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

我们仍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向现代化转型,船到中流浪更急。如同王邦倜不昧于中西文明交汇与互鉴的大势,时代真的是出题者,我们都是答题人。

重庆市铜梁区融媒体中心

重庆市铜梁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联合主办